令人发指的青春

过去的周末，一群人在GZ L Sir的组织下到DG H Sir那去体验生活。

两个星期以前，L Sir发来短信说，要组织大家去DG，后面加了一句：毕竟H Sir要结婚了。我至今没有想明白这句话里副词“毕竟”背后所要表达的意思。最后的情况是，被组织者最终都先后按计划出发，而组织者L Sir却因需要加班而没法及时赶到。

DG的夜晚除了唱歌喝酒还能做什么呢？仿佛又回到了读书的时候。一起唱歌的有老W的研究生同学，有着彪悍的体魄、闪亮的人格和浩荡的酒风。坐定不久，他就对大家说，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师弟，他请大家每人干他一杯。之后，在不知道酒过多少巡之后，他起身唱歌了，一曲《花房姑娘》唱得荡气回肠、高亢激扬。随着节奏，浑身颤抖，就像某些人在某些特殊时刻一样。引得维纳斯冠军疙瘩按捺不住，拿起话筒唱起和声。接近十一点的时候，H Sir传来消息，L Sir趁着加班空隙拟从GZ赶赴DG与大部队集合，十二点的时候他终于到来，这时江红同志已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轰然倒下，几近不省人事，以至于一点后回酒店开房的时候把“双人床”听成“双人房”，害得我就这样和他同床异梦到天明。

纪德说：这个“嚼着玫瑰花瓣的夜晚”！我想起了读书时候整个宿舍的人上九楼天台去喝酒，半途已经晕晕糊糊，某些同志站在水管上，掂高身体的某个部位，以满足从上往下撒尿的要求，回去时所有人都酩酊大醉，第一个上床的人没有认好自己的床铺，第二天八个人没有一个人睡在他自己本来应该睡的位置上。

这种日子很难有。这让我想起了梁文道。很久没有看“锵锵三人行了”，一则以时间不够，一则以兴趣不高。总是找不到窦文涛、许子东、梁文道三条友一起吹水的感觉。事实上，相对于许，一开始我对梁并没有特别的或好或坏的印象。直到后来，看到一个叫邓小桦的整理的《动物凶猛——梁文道令人发指的青春》这篇关于梁文道的故事和梁自己的《放纵也是一种博雅教育——起码在我身上》的文章。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他引布厄迪的话说，在大学里不大计较成绩，喜好艺术文化等校外活动，以研究没有实用价值的学问为乐的，往往是中产阶级小康之家的成员。的确，这种活本来就该由L Sir和小言这样的人来干，干什么非要到衙门里当差或者跑到英国去呢？

动物凶猛——梁文道令人发指的青春

整理：邓小桦

94崇基哲学系毕业的梁文道，素以奇行怪事闻名中大。即便如此，在牛棚书院里他开始叙说的那一刻，还是没有任何迹象暗示他大学的青春，如何令人发指。

我是90年入大学的，在学时并非积极的社会运动份子。那时我们比较接近港大所谓的逍遥派——但我们的逍遥并不是去舞会那种。我们是一班念哲学的人，自觉很与别不同。一方面看不起别系，给他们改花名（例如GPA＝猪标A）；又不满自己系内一些认真念书的乖同学，觉得他们可笑，有些教授明明不好还这样读法，不是做学问。一方面又觉得做学问很神圣，但做学问不是考试考得好、功课做得好这么简单的。我们倚赖的是与师姐师兄师弟师妹一起搞的读书会，像新马克思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或者笛卡儿之类，觉得「咁样先系波」。我们又不喜欢搞学生会的人，常常嘲笑和玩弄他们（见后文）。（问：为什么不喜欢学生会的人？）因为觉得他们很无谓：我不否认学生会要关心社会，但问题是学生会和整体大学生的距离很远，作为代表大学的学生组织，却从未认真搞好过认受性的问题。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觉得好像在大学里，做什么都不是。于是就几个焗埋一齐玩。

学问，神圣得像《龙虎豹》

上Being and Time时，我们觉得那些书很神圣很宝贵，要包好。有些同学很严肃地用包书胶包，我和一些朋友则用《龙虎豹》的内页包《存在与时间》，持之上课，以示嘲弄。

那时我们上课很求其，因为觉得那些课无聊，就玩花样，包括躲到课室最后一排去玩火机。后来发现这样太无聊了，还上什么课呢，不如不上。后来发展到，连其实挺好的课都不想去上了，唔知点解。但其实又很想上，于是一班人约好一起上。但班友又衰格，成日放飞机。最后演变成几乎完全不上课。后来有人说你不应该常常不上课，我说不是不想上，是不记得。他说写下不就可以了，我就把每天的时间表写在白T恤上，「T 3-4 Lady Shaw」这样，不记得就查看件衫，大家看见又会提醒我，每日换一件T恤，真是很方便。

我试过去考试，如果觉得试题出得不好，就在答题卷上质疑试题，把试题修改，再回答，答又是答我自己的答案。当然不合格。大二曾差点因为成绩太差而被踢出去。当时我最讨厌一科崇基的「大学修学指导」，教人怎样读大学，每个一年级生都要上。郭少棠等就会教你什么是大学理念、怎样写论文等等。我很讨厌这科，重修了三年。第三年是张灿辉教，他对我说：「唔该你啦，你今年再唔合格就毕唔到业o架喇，唔可以咁o架，你都第三年了，呢个系一年级既course，suppose你读完呢个course先知点样读大学o架。」

当时我常泡图书馆，用荧光笔间图书馆的书。我一年级时还很天真，说这样不太好吧，但有个助教却说，这样才好，给别人指示重点。我想想也有道理。有段时间很多人偷书，我们觉得偷书很无良，我们就送书给图书馆。送的是《龙虎豹》，自己出钱钉装，硬皮，烫金，译成英文「Dragon Tiger Leopard」，放在哲学书堆里。还帮它做了图书咭，让它可以被查到。

当时我们很讨厌学校的大学书店，将它卖的一些渣书，放到没人找得到的角落；也藏一些好的，一年级时藏的书到三年级还能找到并买回。那时没有barcode，英文书的价钱都是用铅笔写在书后面，我们就用擦胶——当然是店里的擦胶——改个便宜的价钱，才去买，好多书都是这样买回来的。

春风化雨念师恩

当时校长、院长都对我们很好，尤其崇基院长沈宣仁。我记得崇基校庆时我们玩一些无聊幼稚的游戏，例如在水枪里放入一些会褪色的游墨水，见到沈宣仁便大叫：「喂院长，睇野呀！小心呀！」就射佢。他穿白衬衣。

崇基同学与院方之权力关系似乎常有拉锯。99年3月崇基毕业拍照日，校方与各系会约法三章，不可放炮仗，否则会扣起搞手们的学生证。但有工程系搞手就铤而走险，在近两百人面前大放七呎长炮仗，然后四散。事后，据闻校方扣起所有搞手的学生证，希望寻出凶手，但亦不果。

我们夜晚也会潜入教授的房间，看有什么好东西。（问：有没有拿走？）我们不作兴拿东西，我们喜欢放东西，送东西。譬如喝了一半的牛奶瓶。

冯景禧的电梯口都有一排排的水牌，标明教授的姓名和办公室房号。我们讨厌某些教授，会把他的水牌弄断，又或者干脆抽出来让它消失；等到换上了新水牌，再把旧水牌插回去，那样上面就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水牌。总之要让大家知道呢条友有D古怪。

新亚人文馆九九年装修，新的水牌将「人文馆」写为「人民馆」，比梁文道所为更具颠覆性。钱唐牟诸位新儒家学者，因反对大陆赤化而徙居香港，致有新亚书院之创立。想其之于泉下，对「人文」变为「人民」，亦难免不能释然。

那时赤坭坪很多人养狗，有些狗会在冯景禧楼下等自己的主人——我是那时认识卢思骋、施鹏翔他们，我们常拐带他们的狗上四楼。狗常和中文系、哲学系的老师一起坐电梯，他们一脸惊疑。我们给牠水喝，带牠逐层散步。牠自己跑到楼梯间拉屎，我们也不知道，看见时说：「呀，拉屎呀？由它吧。」

上郭少棠的课时，我们像中学一样，最坏的学生都坐到最后一排，看见头几行有个英文系的女孩挺漂亮，便用纸仔扔她，大叫「喂靓女！阵间睇戏o岩唔o岩呀？」然后郭少棠就会站在我们后面，说：「好o勒下！呢几位哲学系既同学唔该你地出去o勒下！唔好入黎喇。」

有些教授是传媒明星，常接受传媒访问。我们又很不喜欢，于是扮传媒去访问他。有次玩电话访问打到一名教授家，指南丫岛发现了一条村，姓蓝的，还处于明朝的世界，不知有现代社会，女人还在扎脚，问他有什么意见。那是凌晨三点多。该教授怒道：「没什么意见！」就挂了线。我们把过程录了音，第二天在他课上播。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当时我们的生活习惯大概如此：以宿舍为核心，没宿舍的人就屈蛇。我住过神学楼和文林，其实两座宿舍都是以清静闻名的，[3]宿生都乖乖读书，但我入住之后环境就很大变化了。我住文林的时候，当时和舍监（已故的心理学系梁展鹏教授）很唔妥，就搞很多花样，例如在门口贴裸女海报，适逢开放日家长要来参观。舍监来叫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不肯，于是他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海报撕掉，我们当然再贴。他敲门叫我把它撕掉，我说你不喜欢它什么呢，他说有伤风化，我就说咩系风化先。他辩不过我们，说「总之我唔锺意佢露三点」，结果我和同学拿枝箱头笔，在裸女身上画上胸围底裤（问：空心还是实心的？答：实心。），「咁样得唔得呀？」

有关宿舍的宁静与否，大家可以遥想98年某夜：一班应林堂男生就抬了扩音器及咪到宿舍天台，狂嗌粗口十多分钟，直至有人投诉才逃走。每年崇基的傅元国杯完结后，某崇基宿舍的舍监都会很豪爽地邀请宿生食宵夜，筵开五围——即使每台吃几百元，也是千多元找数。但有一年，一班波友出现，大叫鲍鱼仔、赖尿虾、炒牛柳之类贵价食物，单是一台人便吃了千多元。舍监找数时面都黑晒，一声不响。翌年这位舍监再请食宵夜时，就改为资助每台二百元，余数由食者自付。据说，这位舍监平日也不太得人心，有一次他房门的匙孔被人填满万能胶，被迫要破门才可入屋。舍监与宿生间之关系可谓耐人寻味。

保安组也认得我们，因为我们常常破坏公物。有一次庆祝我生日，烧野食，就去当时建造中的海洋生物中心地盘，托了一部铲泥车回来，到神学楼天台烧烤。有时走到海边，剪开人家的铁丝网，破坏人家的艇，又试过弄断一棵树。那时保安组常常抓我们，查我们的学生证，后来熟了，远远的就招呼：「喂哲学系的！」据说当时的系主任刘述先也觉得很尴尬，怎么会有这样的学生。那时我们的助教也是这样，都抽烟，冯景禧四楼整层一股烟味。石元康先生最疼我们了，我们常到他房去煲烟吹水。[5]那时日间就叼着口烟，在走廊上走来走去。晚上就在走廊踢球，打破玻璃。还射飞标。放置一个装满啤酒的雪柜队啤。

现在石元康先生还会打开门抽烟。那时我们一班人都抽烟，会在大学所有不准抽烟的地方抽烟，例如canteen。（问：怎么可以不赶你们出去？）我们多人，又粗口烂舌，别人很惊。有人走过来说这里不准抽烟，我们就啤住佢，照食，接着他就会很惊慌地走开。

我们也试过晚上去荷花池游泳。有些同学比较好「呢味」，我们就去「捕」佢，见他差不多游回岸边时，我们一班人就向着他撒尿。后来也有人晚上改去中大泳池裸泳。九九年夏，中大学生会有两名干事，开完会后因心烦气闷，亦跳下泳池畅泳。一人不理其女性朋友于岸上喝骂，只着内裤下水；另一人较为腼腆，不脱外衣裤。其后半裸泳者大呼「好正」，全副衣装者则几乎溺水。可见梁文道等人裸泳之高瞻远瞩。

夜晚我们又很作兴到大埔道走，因为那里没什么人，就在路边扮睡觉。听说有人真的拿了被子枕头在大埔道的马路上睡觉，差点被车辗死。大埔道马路旁的山边有些铁梯，我们试过爬上去上面，有巴士驶过时便马上对着它撒尿，看能不能淋上巴士顶，有时风向对了，是可以的。（问：那时冷气巴士不多，坐上层开窗的人大概多得你们不少。）想起来真是很贱。

我是流氓我怕谁

我们有些人，根本就是从中学开始惯了欺负同学的，上来大学后继续虾虾霸霸。我们曾经思考过，中学不是有人在校门口「捕」人令人很害怕的吗，为什么大学就没有这文化呢，应否把它延续呢。试过有次，听说联合伯宿有个人很讨厌——其实我们完全不认识他——我们就去伯宿找他晦气。他可能闻风躲起来了，我们就逐间房拍门，要摷佢。最后还是找不到，就在伯宿的墙报板上钉了张纸：「xxx，小心D呀！系中大见到你，见镬打镬呀！」（问：那即是最后也没有发生真正的暴力？）也试过真的打人，念研究院的时候。那人在小桥流水被我截住，浸佢个头落水，打佢。好暴力。

我在神学楼住的时候，房门口挂了一把刀。也有人在宿舍里打沙包练拳。有次一个师弟，他的咸书借了给人，但对方不还，他就来找我。那些咸书是我借给他的，唔还即系落我面o者！于是我用报纸将牛肉刀卷了，插在腰后，就去应林堂找那人。后来一见，原来是认识的，不过不知名字而已，当下一切没事，大家坐下玩乐。我师弟尾随而至，被我训斥：「借D书俾你都睇唔住，唔好同人讲跟我呀！食屎啦！」

我们又认识过黑社会。那人是我同房（亦读哲学）的一个朋友，常旁听哲学系的课，又认识很多沙田马鞍山的大佬。那时他面对一个很大的挣扎，就来问我们这些读哲学的，看能不能帮他解决这些人生问题。那时廉署说想聘请他，因为他熟悉小区关系；另一方面，马鞍山有个大佬话俾成条村佢睇。到底系去马鞍山睇条村好定系入ICAC好？（问：你们叫他去睇村吧？）那当然。他很打得，很多大佬都是他师弟。试过晚上在荷花池畔，我们会练爆樽，将canteen外的空樽整箱整箱拿去爆。弄伤要去clinic，去多两次之后，clinic中人也全认得我：「又是你！又是碎玻璃黐在伤口上。」（问：为何不能制止你们？）大学没有训导。顶多把我踢出校。我试过明明是左手弄伤了，跑去问刘创楚说他那科考试能不能延后，我骗他自己是左撇子。

学生会克星

我们喜欢玩弄学生会的人。那时要在火车站旁那条走廊贴海报宣传活动，必须盖上学生会印。我们就趁晚上无人，开了学生会的门锁，用他们的资源。例如用学生会的笔，在一些海报上写一些无聊句子，（问：例如？）「万宝路，醇和好烟味」或「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之类，盖上会印就拿去火车站贴。[7]别人会想这是什么呢，为什么常常贴这些东西呢。学生会当然发现不妥，那时谭骏贤（92学生会会长）来问我「做咩呀」，我话「冇呀，做咩呀，问咁多做咩呀！」现在谭骏贤和我挺要好，但当时我想他很不喜欢我们。（问：他们已经知道是你们做的了？）知道啦，还有谁呢，这么无聊。真是很无聊。

94年中大学生报有报导〈二百多同学被作弄，海报恶作剧惹公愤〉：校园中曾见有「性爱心理学讲座」的海报，嘉宾乃顾修全与锺淑慧。二百余同学受到吸引，前往出席，苦候良久，不见半个人影。不知这张海报与梁文道等人有否关系。

后来我们终于想不如玩大佢，就召合志同道合的别系别院同学——那时经济系有些人也很坏，后来最坏的都去了当差，不知何解——93年组庄参选学生会。我们政纲的第一点是：若成功上庄，就全民投票解散学生会，我们已算好了每位同学可以分回多少会费，很笋的，赢梗啦。正经参选的那班人就很惊，想来找我们共商国是。

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小报，我们觉得自己是吟游诗人，也出了一份《吟游诗刊》，当然是晚上潜入学生会用他们的复印机大量复印的。譬如有一个「边塞诗专辑」，是歌颂中大保安组的，说他们「一出四条柱无故人」之类。

鳄鱼泪（又名：小动物之爱）

我当神楼楼主时，还让大家养小动物。例如我在街上捡只猫回来养，后来很多人都养猫。有人养鱼，一位哲学系同学连床也拆掉，整个房间都是鱼缸，他睡地上。据说隔一两个月，清晨三四点他会到花墟卖鱼苗。（问：此人名字？）林仕恒。有人养鸡。鸡在走廊上走来走去。（问：大鸡还是小鸡？）小鸡养成大鸡。后来因为鸡太吵了，便放牠到小桥流水处，据说后来让工友捉回家去，吃了。（问：有没有不开心？）都有啊，于是便再养，说算了在下面

养几只给大家吃吧。有人还曾收养过一只刚出生的小鹰，从巢上掉下来的。念研究院时我自己收养过幼鸽，大家一起在学校里，教牠飞。还真有人大叫「我示范给你看！」然后张开两手扮扑翅。

神怪集团哲学系（或：集体的吊诡）

我们有队band。唱Led Zeppelin，也唱Eagles。崇基不是有校庆、歌唱比赛吗，别人都正经地唱，我们就只有一个人在前面唱优客李林，后面的人就走来走去、踢波、拖地，还戴着金色假发。在Chapel，别人唱混音圣诗，我们就唱国际歌，有成队band，有结他。后面有个大十字架，我们唱到「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就脱下上衣抛向十字架（但不够力丢不上去），露出肥肉，拔出皮鞭（皮带？）大力挥舞。（问：怎样可以及时脱掉上衣？）差不多时间大家就已开始准备。当时连沈宣仁都话「好o野」也有一年全哲学系正正经经唱歌，唱的是绿宝橙汁的广告歌（「绿宝橙汁解渴顺喉／绿宝橙汁清新感受」），全曲不足15秒，大概是有史以来最短的一首参赛歌曲，别人还未听清楚我们已经下台了。

当时我们哲学系学生都有很多奇怪志愿，因为念哲学都不知将来可以做什么。我自己就曾在大埔酒吧认识一位大佬，他力邀我去帮他睇住盘数。听说有一位师兄，他副修法文，有一天突然不读了，留下一封信给教授，说他要到非洲某个讲法文的地区，替当地土著和讲法文的人翻译。但是，他既不懂法文，又不懂当地土著的话……不过，据说过几年他真的去了。又有一位师兄，很想做牛仔（cowboy），毕业之后写了很多求职信到美国的牧场，现在不知怎

样了。我有一次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当年的同学，问佢呢排捞紧乜，他拿了一迭相片出来给我看：「正野呀！」我一看，是那些庙街卖的假金捞、假伯爵表，哗呢D真系罪犯黎既。还有一个数学系的朋友，常来旁听哲学系的课，他现在牛棚附近做保安员。他最喜欢维根斯坦，在网上开了个维根斯坦讨论组。（问：哲学系94年毕业的一位女学生，好像是全港第一位赛马女记者？）我知，那是师姐O仔嘛，好friend架，一年级时她常带我们出去饮酒。她在大学时已赌得很劲。崇基近嘛，也有同学早上去看晨操。有个同学，书架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本的剪贴簿、笔记本，全是他的心得和剪报。后来他住到青衣，在青衣教中学，听说他三年没有离开过青衣岛，每天只去马会和学校。

赌马有很多派别，晨操派、往绩派、血统论、内幕消息派，我们系里什么派别的都有。有些同学喜欢看西报（英文报纸），因为西报科学，讲血统和往绩。但我这种间中玩o下的，就喜欢玩内幕消息，比较有趣。马经里有「舞小姐手记」，声称是一个夜总会的大班写的，内容完全不提赛马，只写「woo今晚保罗少又来了，唉呀买起了翠妹同小河几粒钟了」，那你就知是叫你买翠河，某场某金额。（问：准否？）一时时啦，准起来很离奇。喜欢赌马的人赌到发癫，发梦都会梦到，好像报梦一样。一次有个同学说有仙人向他报梦，某只马头场就要落重锤，独赢。但仙人所说的那只马是不存在的，香港根本没有这只马。但一个月后，那只马真的来了香港，名字一模一样，你话坚唔坚先？买唔买先？梗系老x都买啦！就中。

有同学喜欢晚上坐小巴到旺角雀馆打麻将赚钱。我们个个都想赚钱，有很多外快。有位哲学系师姐的姐夫做家俬厂，便找我们一班师兄弟去做咕喱搬家俬。当时有个师兄在德国读博士，他说有个德国朋友经过香港，想打打工赚钱，叫我地俾条路佢行。我们便带这位也是读哲学的德国朋友去做咕喱。你想象一下，街边一班人赤着上身，露出肥膏，叼着口烟，搬家俬上酒楼，但讲英文。而且那时很开心，因为可以讲粗口；最喜欢发穷恶，例如有阿婶阻着楼梯，就喝道「X你行X开D啦阿婶，撞X死你呀！」搬运非常好赚，做得晚了还有老板请吃宵夜。又有体力劳动，觉得自己很无产阶级。

有个同学，他在canteen只吃菜不吃饭，我们路过，问他何解，他说他很怀疑那些饭的存在。我心想你又不怀疑那些菜的存在？但也没有和他争辩。有个朋友是一名诗人，又很大只。他常常站在新亚山头，望着吐露港，一站7小时。路过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构思一首新作。（问：那为何要练大只？）我们也问过，他说：「我的诗也在我的肌肉里面。」其实滚下新亚斜坡并非我首创，而是听说以前有位师兄做过，觉得好玩，便试试。那时用两条棉被裹着自己，绑好，我宿友在旁支援，见我大叫「喂就黎撞埋去勒！」就冲上来踢过去。没滚几步已经晕得要命，太辛苦了，不会再做。

我们讨厌集体，校庆时大家为自己所属的团体高叫各种口号，什么「应林大哂」、「何宿大哂」，我们总是叫「十三苑大哂」。十三苑是教职员宿舍。

我们重视「传承」，为什么之后会有这么多师弟跟着我们一起做这些事呢，就是因为我们热心参加细O'camp，向他们灌输我们的传统和精神，然后就会带他们出去搞。我自己一年级的大O'camp反而没有去，因为那时我寄住在赤坭坪，认识很多人。后来则是夜晚回赤记，日间去玩O'camp，今天玩崇基，明天玩新亚。别人问：「咦昨天你怎么没来？」我说「系啰！我今日先黎join呀！哎呀，点呀？」去遍四书院O'camp，看看有什么靓女，到处问人拿电话。

每年的大O'Camp，崇基的迎新营搞手都会在火车站出口摆起多个摊位，公然大玩新生。当新生步出火车站，就会有搞手问你是否崇基人，答「是」者将获贴一张贴纸。走过马路旁两则的摊位时，身上有贴纸的新生便会被人带去排队验尿和申请图书证。他们大都怕执输，所以眼见人龙很长，也会照样排队。据亲身经历者称，有一傻仔验尿后从屏风走出来，手上拿着一杯极品，大家都弹开。又有搞手会叫你做一张问卷，问你几多岁？拍了拖未？有没有性伴侣？多少个？一周做多少次？是否时常手淫？另外，有搞手会扮成死飞仔，专门截停较文静的新生，仲话入大学一定要有人照，所以要交360元入会费，迫你跟大佬，驳咀者就交3600元。当然，飞仔收了的钱会在迎新营完结前发还给新生。而大会亦会鼓励新生们，说「大学生要学习独立面对问题」。

那时因为不上课，我们睡到两三点才起来，去CC canteen吃我们的早餐。我们不喜欢坐对着荷花池那边，喜欢坐到山边，好抽烟。那时崇基还有啤酒卖。我们每人手持一枝青岛、生力，与清洁组、渠务组的阿叔们混得极熟，大家一起饮酒刨马经，分析赛果。黄昏时我们会各自修行，我多半是去图书馆。晚上再吃点东西，大家就去吹水、打牌、操啤、睇咸书、在宿舍煲烟（问：怎样可以在宿舍煲烟而不被警告？）。我三年级时回到神学楼住，很受欢迎，被选为楼主。我便宣布，大家可以抽烟。

那时晚上的主要活动是到大埔食宵夜，饮酒。到凌晨三四点左右，便一起从大埔回中大，步行。边走边唱，什么都唱。有时一起将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哼出来，每人扮不同乐器，有时唱张学友。难得六、七点回到学校，便吃过早餐上早堂。教授都会很惊，成个学期都未见过我o地，点解会上早堂呢。

那时我很喜欢看漫画，像《古惑仔》，现在还在追。床底下是一箱箱的漫画书，还会常常拿出来回味。到毕业的时候，看着几万本漫画，拿不走了，唯有送给后人吧，我们万几本的青春啊。

问：毕业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以后都不能过这种生活了」，以致很伤感的感觉？

答：我不知别人怎么样，我自己就不怎么伤感，因为当时在外面已经有很多搞作，觉得一定可以有类似或更好玩的事。

放纵也是一种博雅教育——起码在我身上

梁文道

什么是大学？它就是中学和职场之间的过渡时间。在它之前和之后，是两套纪律严明的生活方式。而它则是一种不用早八午四朝九晚六，可以晨昏不分的生活。虽有上课的时间表，但没有铁一般的律条规定学生必须紧跟。对于中学生和大部份在职人士来讲，周六周日令人愉快，对大学生来讲却可有可无，因为他们大可把周一至周五安排得跟周末没有分别。在大学里头，课室外的轻松闲谈或许要比正式的导修讨论来得更有学术上的刺激作用。去图书馆读书固然可以是为了钻研课业，但若只是去闲逛瞎翻或者闭目养神，也没有人管得着你。别人上街看电影要等下班放假，大学生说去就去，只要有钱，就能十二点半直下九点半，把屁股黐在戏院椅子的口香糖上。

在我看来，真正使得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一群年青人能被统称为大学生的，不是远离市区的优美校园，也不是深厚悠远的传统精神，而是这种工作／休闲区隔的彻底模糊，是社会生活里时间结构的瓦解与颠覆。这种大学生活的时间特性是大学对「学术自主」最真实的体验，也是一切「学生王子」等浪漫校园生活传统的物质基础。

如今很多人念兹在兹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常被认为是一种传统人文教育，其内容必定包括人文学科的经典和自然科学入门。这种思路着眼的是教育上「必须」的面向，强调每一个大学若要够格做大学生，「必须」得到某些知识，「必须」经过某种训练。但早在现代的LiberalArts Education之前，古希腊晚期和罗马帝国的时候就有Liberal Education的观念。这种「原型博雅教育」在斯多葛派的影响下，注意的不是学生「必须」获取什么，而是怎样「解放」学生。这里所谓的「解放」，指的是把学生从凡俗的定见之中解放出来，从一时一地的习尚之中解放出来，从束缚着自己的常识之中解放出来。这种教育不会像考驾驶执照般核定学生有没有某种资格，它更关心学生们的生活是不是「经过检验的生活」。用今天的话来讲，原型博雅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更有批判和反省的能力。

我无力考究大学生活特殊的时间结构是否就是为了配合「原型博雅教育」，但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四年的大学生活的确让我经历了未曾经历过的自由。我不想贬低中文大学给我的正式训练，但我的确能在它开放给我的自由时空里得到更多更充实的教育。有些教科书的内容我都忘光了，但我还得图书馆里某些过期冷门的刊物文章说些什么。部份教授的课我只上过开学那一节，但到老师房里抽烟聊天是我不会忘记的每周美点。至于为人处事，和同学们在夜间的校园里散步，到大埔宵夜喝酒，绝对比我参加过的任何社团活动更有教益。大学那四年，不只是扩阔我知识视野的轴心年代，也是我电影、戏剧、舞蹈、展览看得最多的四年。大学不只提供了必修的课程计划和形形色色的正式活动（例如宿舍晚宴糖水会），还给出了不遵从这些计划甚至反抗它的空间。回想起来，那时我刻意缺课走堂，藐视集体活动，是很幼稚很肤浅。但为了证明那种虚矫的姿态也有它合理的成份，我的确学到了一点批判的能力，就从批判自己身处其中的大学制度和似乎理所当然的大学生身份开始。这就是我受到的博雅教育；也是我最感激中文大学的地方。它不像某些大学那样像中学。但愿我不算太浪费纳税人的金钱。

当然，今天我也明白那些逢课必到，死命苦读以求成绩更好的同学，并不值得我当时那么鄙视。我走过的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该去走都能重复的。因为对大部分人而言，用功念书做个好学生是必然的。大学到底是一个促进阶级向上流动的地方，很多人读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可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自然、合理，甚至神圣。像我这般风流地大谈自由和批判，无非是种运气。正如布尔狄厄（Pierre Bourdieu）所说，在大学里不大计较成绩，喜好艺术文化等校外活动，以研究没有实用价值的学问为乐的，往往是中产阶级小康之家的成员。在香港这未必全对，但在我身上它却是真理。我的出身，我在大学里的生活方式，应该让我更清楚自己欠这个社会什么。而这种反省的起点就是我离开大学校门的那一刻，毕竟博雅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一个自省能力的人。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