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认真看足球了。
忙只是一端,另外的原因是没有好球赛播。英超早就没有免费的午餐。拜奥运会所赐,中央台、广东体育的意甲转播时断时续,偶尔有一场又不知道转的什么垃圾球队,应该还是金钱在作怪:好球队的比赛转播费高就都放到收费频道去了。西甲都在凌晨,一直就不在我的计划里。于是只能看中超,现在还有人看中超吗?那是因为有广药,可惜他们最近弄了一个零比六对长春,这个脸丢大了。更重要的是广州那几个讲波佬还比较有意思,多少找到了当年黄健翔搭档张路的感觉,虽然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路数,但其中有艺术成分在却是一样的。
当然,足球热情没有以前高,最最重要的是罗马这个赛季表现太差了。从这点看出其实我还是个伪球迷:只有喜欢的球队成绩好才能兴致勃勃。好在周中的世界杯预选赛意大利对黑山比赛的三个球全部由罗马人打进,意大利的阿奎拉尼两个,黑色的武奇尼奇一个。一直看好前一个“尼”,好球兼靓仔,希望他不要被挖走才好。这会是罗马雄起的先兆吗?
但愿。
2008-10-14
2008-10-10
真的很扯淡
普林斯顿前哲学系教授哈里·法兰克福写了一本书叫On Bullshit,台湾的南方朔把它翻译过来,叫做《论扯淡》。今年1月份译林出版社将其引进大陆出版。
此前在当当定了这本书,后来很扯淡地愣是找不到,心里痒痒就想到购书中心买。先在购书中心的网站上找到这本书所在的位置,到了又很扯淡地找不到,只能叫服务员帮忙,她叫我先到大厅的检索机上看看还有没有货。于是我把在检索机上找到的书架代码告诉她,只见她麻利地穿梭于一排排的书架间,来到“马列哲学理论”的架子前站定,从中间一行最靠边的位置上抽出这本书。哦,把《论扯淡》归类于马列哲学理论,这个扯淡不扯淡呢?
网上有人说这本书最扯淡的是它的价格,小32开,正文不足70页,顶多1万字,要买16元;而说的意思不过是封面上摘录的那几句话:“在我们的文化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有太多人在‘扯淡’。扯淡不是说谎,却是真理最大的敌人。因为说谎的人知道何者为真,却讲的是假话。而扯淡的人既不关心何者为真,也不关心何者为假,只在乎自身利益。这种认为无论实事真相如何都没有差别的态度,就是扯淡的本质。”
比如于丹这样说就是扯淡:“《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美国国庆宣言的淡也扯得很厉害:“我们伟大且被上帝所庇佑的祖国,其开国元勋在神圣的引导下,为人类开创了一个新的开始。”
其实法兰克福没有生活在我们这里,不然他会知道什么才是顶峰造极炉火纯青的扯淡。
此前在当当定了这本书,后来很扯淡地愣是找不到,心里痒痒就想到购书中心买。先在购书中心的网站上找到这本书所在的位置,到了又很扯淡地找不到,只能叫服务员帮忙,她叫我先到大厅的检索机上看看还有没有货。于是我把在检索机上找到的书架代码告诉她,只见她麻利地穿梭于一排排的书架间,来到“马列哲学理论”的架子前站定,从中间一行最靠边的位置上抽出这本书。哦,把《论扯淡》归类于马列哲学理论,这个扯淡不扯淡呢?
网上有人说这本书最扯淡的是它的价格,小32开,正文不足70页,顶多1万字,要买16元;而说的意思不过是封面上摘录的那几句话:“在我们的文化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有太多人在‘扯淡’。扯淡不是说谎,却是真理最大的敌人。因为说谎的人知道何者为真,却讲的是假话。而扯淡的人既不关心何者为真,也不关心何者为假,只在乎自身利益。这种认为无论实事真相如何都没有差别的态度,就是扯淡的本质。”
比如于丹这样说就是扯淡:“《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美国国庆宣言的淡也扯得很厉害:“我们伟大且被上帝所庇佑的祖国,其开国元勋在神圣的引导下,为人类开创了一个新的开始。”
其实法兰克福没有生活在我们这里,不然他会知道什么才是顶峰造极炉火纯青的扯淡。
2008-10-07
“旧社会”的事
朱学勤发在9月21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的文章,有意思,让人起对过往的想望。
林达从美国来信,要核对十年前她第一本书出版的一些往事,说那时能在北京三联出《历史深处的忧虑》,不容易,“好像是旧社会的事”。类似的感慨我最近也碰到过两次。一次是参观佘山脚下的乡村,村里人很自豪地说,他们这里不用农药,不上化肥,农产品全是“有机食品”。农产品还有“无机”、“有机”之分?同行人遂以这句话自嘲,说1949年之前的老先生是“有机知识分子”,而我们这代人完了,全是“无机知识分子”。还有一次是给一个民间基金会帮忙,选贫寒子弟去欧美留学。面试结束后,举杯小庆,我称基金会功德无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基金会朋友赶紧打断,居然也是这句话:啊呀,朱老师,我们只不过做成一件旧社会的事。
三联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因韬奋留下的传统,此后也一直与老知识分子打交道,确实保留了几分旧社会“习气”。这一感觉我与沈昌文一开始交往,就有。大约是1991年冬季,三联欲恢复韬奋老杂志《生活》周刊,约了好几批朋友去谈,我也是其中之一。记得是在三联老社址一个地下室,屋内陈设凌乱,好像还有锅碗瓢勺。老沈开场白也是如此,开头介绍杂志宗旨,还有几句正经话,后来就跑野马,闲谈无边,当时感觉不习惯。
八十年代末,有朋友在报纸上写杂文,题目就三个字:“读书吧”,可当时也就剩下一本三联版《读书》杂志可读可看了,读书人都很珍惜。但我也有一点“腹诽”:文人气较重,东拉西扯,缺乏力度?1997年汪晖接手这家杂志,来信说想组织一些严肃的学术讨论,我曾回有长信,表示支持,寄予厚望。后来他组织的“学术讨论”逐渐左转,我也逐渐不能同意,则是后话。但在当时,对《读书》这一点“腹诽”记忆深刻,是因为有一天终于能对老沈公开说了,并由此惹起那场“人文精神讨论”。
记得是1993年下半年(?),老沈带着《读书》编辑部两位女将来上海组稿。华东师大正开现当代文学思潮研讨会,老沈“蹭会”,就在这个会议内套一个小会,打电话要我去。晚饭后抵达会议室,满登登一屋人,烟雾缭绕,气氛热烈。轮到我发言,却是对老沈发难:《读书》杂志散文化,能否组织一些严肃的思想性文章,认真讨论一点问题?老沈闻言,不以为忤,笑嘻嘻一脚踢了回来:“好啊,只要你们能组织讨论,我一定留出版面恭候。” 发难者反过来被“将”一军,自此领教“旧社会习气”温柔敦厚,而又经验老到的一面。接下来就是“人文精神讨论”了,沪上四人第一次碰头,是在陈思和家里。每人各写一段,分隔穿插,弄成一个讨论的样子,发给老沈。我写的一段,是想以人文精神替换文人议论,强调知识分子的内省与独立,而不是批判“物欲横流”或“消费主义”。其中有敏感词句,老沈接稿,一字未删,全文发表,很爽快地兑现了诺言。这场讨论老沈发了好几期,跟进者众,越来越多的人拿老百姓“物欲”而不是拿“权欲”说事,结果还是文人议论,去批市场经济了,真像***所言:宋江招安后,终于打方腊。我退出讨论,回归沉默,但已经与老沈没有关系了。
《读书》来沪约稿,还有一件“旧社会的事”,我老婆记得。我们在华东师大开会,赵丽雅听说我当晚不回家,居然不在师大招待所开房间,而是骑上我的车,穿过大半个市区,赶到我那破屋借宿,说是就近去复旦组稿方便,其实是节省出差经费。第二天上午我从师大回来,与她开玩笑:“古有‘鹊巢鸠占’,今有‘鸠巢鹊占’,老沈再抠门,也不至于把你们逼成这样呵!”她淡然一笑,又出门去挤公交车,55路转21路,奔静安寺取昨晚的车。原来前一晚台风过境,风大雨猛,无法想象赵丽雅写得一手娟秀小楷,既丽且雅,怎么骑得动我那辆二十八英寸男式车,顶风冒雨,破旧而又沉重?骑到半途,果然蹬不动了,她遂把那辆老坦克锁在人行道上,换乘公交车。早上起床执意去取,还要骑回来,怎么劝也劝不住。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四年,时隔遥远,我老婆时不时“说古”,就像回忆旧社会,感叹不已。
更像旧社会的一幕,是崇文门外送行。1994年9月下旬,我结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一职,一人离京。老沈有心劝慰,身份不便,遂让吴彬、赵丽雅代为饯行。崇文门外马克西姆,偌大餐厅,仅一桌三人,空旷寥落。赵丽雅温婉,吴彬豁达,酒过多巡该散,忽见侍者端上一盘没有点过的菜,解释说:“这是一位老先生交待的,给你们再添一个菜。”诧异间,吴彬抚掌大笑,“哈,老沈还是来了,这是他的惯技!”抬头望去,前面三五桌远,真有一位上年纪绅士,着西装外套,背对我们默默用餐。三人走过去揭穿他的把戏,他却站起身来说宁波话,双手一摊,作愕然状:“哎呀,学勤兄,我是路过,路过呵,勿是存心格。碰着朋友吃饭,关照服务生送一只小菜过去,迭个是老早辰光阿拉上海老规矩,侬晓得格嘛!”
我已经是“无机知识分子”了,不晓得这个老规矩,但见一张旧社会的脸,笑意一荡漾,皱纹即加深,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林达从美国来信,要核对十年前她第一本书出版的一些往事,说那时能在北京三联出《历史深处的忧虑》,不容易,“好像是旧社会的事”。类似的感慨我最近也碰到过两次。一次是参观佘山脚下的乡村,村里人很自豪地说,他们这里不用农药,不上化肥,农产品全是“有机食品”。农产品还有“无机”、“有机”之分?同行人遂以这句话自嘲,说1949年之前的老先生是“有机知识分子”,而我们这代人完了,全是“无机知识分子”。还有一次是给一个民间基金会帮忙,选贫寒子弟去欧美留学。面试结束后,举杯小庆,我称基金会功德无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基金会朋友赶紧打断,居然也是这句话:啊呀,朱老师,我们只不过做成一件旧社会的事。
三联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因韬奋留下的传统,此后也一直与老知识分子打交道,确实保留了几分旧社会“习气”。这一感觉我与沈昌文一开始交往,就有。大约是1991年冬季,三联欲恢复韬奋老杂志《生活》周刊,约了好几批朋友去谈,我也是其中之一。记得是在三联老社址一个地下室,屋内陈设凌乱,好像还有锅碗瓢勺。老沈开场白也是如此,开头介绍杂志宗旨,还有几句正经话,后来就跑野马,闲谈无边,当时感觉不习惯。
八十年代末,有朋友在报纸上写杂文,题目就三个字:“读书吧”,可当时也就剩下一本三联版《读书》杂志可读可看了,读书人都很珍惜。但我也有一点“腹诽”:文人气较重,东拉西扯,缺乏力度?1997年汪晖接手这家杂志,来信说想组织一些严肃的学术讨论,我曾回有长信,表示支持,寄予厚望。后来他组织的“学术讨论”逐渐左转,我也逐渐不能同意,则是后话。但在当时,对《读书》这一点“腹诽”记忆深刻,是因为有一天终于能对老沈公开说了,并由此惹起那场“人文精神讨论”。
记得是1993年下半年(?),老沈带着《读书》编辑部两位女将来上海组稿。华东师大正开现当代文学思潮研讨会,老沈“蹭会”,就在这个会议内套一个小会,打电话要我去。晚饭后抵达会议室,满登登一屋人,烟雾缭绕,气氛热烈。轮到我发言,却是对老沈发难:《读书》杂志散文化,能否组织一些严肃的思想性文章,认真讨论一点问题?老沈闻言,不以为忤,笑嘻嘻一脚踢了回来:“好啊,只要你们能组织讨论,我一定留出版面恭候。” 发难者反过来被“将”一军,自此领教“旧社会习气”温柔敦厚,而又经验老到的一面。接下来就是“人文精神讨论”了,沪上四人第一次碰头,是在陈思和家里。每人各写一段,分隔穿插,弄成一个讨论的样子,发给老沈。我写的一段,是想以人文精神替换文人议论,强调知识分子的内省与独立,而不是批判“物欲横流”或“消费主义”。其中有敏感词句,老沈接稿,一字未删,全文发表,很爽快地兑现了诺言。这场讨论老沈发了好几期,跟进者众,越来越多的人拿老百姓“物欲”而不是拿“权欲”说事,结果还是文人议论,去批市场经济了,真像***所言:宋江招安后,终于打方腊。我退出讨论,回归沉默,但已经与老沈没有关系了。
《读书》来沪约稿,还有一件“旧社会的事”,我老婆记得。我们在华东师大开会,赵丽雅听说我当晚不回家,居然不在师大招待所开房间,而是骑上我的车,穿过大半个市区,赶到我那破屋借宿,说是就近去复旦组稿方便,其实是节省出差经费。第二天上午我从师大回来,与她开玩笑:“古有‘鹊巢鸠占’,今有‘鸠巢鹊占’,老沈再抠门,也不至于把你们逼成这样呵!”她淡然一笑,又出门去挤公交车,55路转21路,奔静安寺取昨晚的车。原来前一晚台风过境,风大雨猛,无法想象赵丽雅写得一手娟秀小楷,既丽且雅,怎么骑得动我那辆二十八英寸男式车,顶风冒雨,破旧而又沉重?骑到半途,果然蹬不动了,她遂把那辆老坦克锁在人行道上,换乘公交车。早上起床执意去取,还要骑回来,怎么劝也劝不住。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四年,时隔遥远,我老婆时不时“说古”,就像回忆旧社会,感叹不已。
更像旧社会的一幕,是崇文门外送行。1994年9月下旬,我结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一职,一人离京。老沈有心劝慰,身份不便,遂让吴彬、赵丽雅代为饯行。崇文门外马克西姆,偌大餐厅,仅一桌三人,空旷寥落。赵丽雅温婉,吴彬豁达,酒过多巡该散,忽见侍者端上一盘没有点过的菜,解释说:“这是一位老先生交待的,给你们再添一个菜。”诧异间,吴彬抚掌大笑,“哈,老沈还是来了,这是他的惯技!”抬头望去,前面三五桌远,真有一位上年纪绅士,着西装外套,背对我们默默用餐。三人走过去揭穿他的把戏,他却站起身来说宁波话,双手一摊,作愕然状:“哎呀,学勤兄,我是路过,路过呵,勿是存心格。碰着朋友吃饭,关照服务生送一只小菜过去,迭个是老早辰光阿拉上海老规矩,侬晓得格嘛!”
我已经是“无机知识分子”了,不晓得这个老规矩,但见一张旧社会的脸,笑意一荡漾,皱纹即加深,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2008-10-06
无故乱翻书
读谷林《淡墨痕》,有《“十分”以上》一文谈止庵校订的《周作人自编文集》,提到2002年第3期《万象》有如一(疑是扬之水的又一笔名)的《雪天里的书》也谈及此文集。于是找出当期杂志翻读。文章说小雪下在大雪之日,天气与节气配合得这么好。在雪天里读到这部书,于是起来这样的题目,至于书却是在什么天气里读都是欢喜的。说的真有情趣。
这期杂志还有思果的《“文从胡话起,诗从狗屁来”》,谈他读书和写作的经验,文中说他最喜欢的散文家是周作人,很契合我的心意。思果此前零星读过他的文字,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反而是在一本英文词典上读到他的序言,才知道原来他还是翻译家。
另一篇在这期杂志上的文章是刘衍文的《“君是好人,能不作诗更好”》,读后不禁莞尔。文中不点名指出了很多“大家”写的很多“古典诗歌”,让人不能忍受的是这些“大家”自我感觉还很良好。作者说,写诗可以,但麻烦不要按上“七律”、“绝句”这样的名堂。这让我想起单位某位领导,不时会来点《国庆抒怀》、《创文有感》之类用回车键敲出的东西,当然他是不会忘了按上“七律”、“绝句”这样的头衔的。还是刘文介绍的一个故事好玩,说清末有一个姓王的写完诗后拿给李芋仙看,李芋仙说:“君是好人。”姓王的说,我不是问你人,是问你诗。于是李芋仙加了一句:“能不作诗更好。” 看了这个典故,我也很为这位领导感到可惜,多正派的一个人,就这样让诗给毁了。
在这期杂志上还看到了辽教社关于“万象书坊”的广告,有几本现在已收入囊中,比如《古希腊风化史》、《古罗马风化史》、《欧洲风化史》、《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和《万象译事》等。就像听到熟悉的旋律会记起往事,看到书也一样,一本书一个故事,“这么近,那么远”。
这期杂志还有思果的《“文从胡话起,诗从狗屁来”》,谈他读书和写作的经验,文中说他最喜欢的散文家是周作人,很契合我的心意。思果此前零星读过他的文字,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反而是在一本英文词典上读到他的序言,才知道原来他还是翻译家。
另一篇在这期杂志上的文章是刘衍文的《“君是好人,能不作诗更好”》,读后不禁莞尔。文中不点名指出了很多“大家”写的很多“古典诗歌”,让人不能忍受的是这些“大家”自我感觉还很良好。作者说,写诗可以,但麻烦不要按上“七律”、“绝句”这样的名堂。这让我想起单位某位领导,不时会来点《国庆抒怀》、《创文有感》之类用回车键敲出的东西,当然他是不会忘了按上“七律”、“绝句”这样的头衔的。还是刘文介绍的一个故事好玩,说清末有一个姓王的写完诗后拿给李芋仙看,李芋仙说:“君是好人。”姓王的说,我不是问你人,是问你诗。于是李芋仙加了一句:“能不作诗更好。” 看了这个典故,我也很为这位领导感到可惜,多正派的一个人,就这样让诗给毁了。
在这期杂志上还看到了辽教社关于“万象书坊”的广告,有几本现在已收入囊中,比如《古希腊风化史》、《古罗马风化史》、《欧洲风化史》、《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和《万象译事》等。就像听到熟悉的旋律会记起往事,看到书也一样,一本书一个故事,“这么近,那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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