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发在9月21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的文章,有意思,让人起对过往的想望。
林达从美国来信,要核对十年前她第一本书出版的一些往事,说那时能在北京三联出《历史深处的忧虑》,不容易,“好像是旧社会的事”。类似的感慨我最近也碰到过两次。一次是参观佘山脚下的乡村,村里人很自豪地说,他们这里不用农药,不上化肥,农产品全是“有机食品”。农产品还有“无机”、“有机”之分?同行人遂以这句话自嘲,说1949年之前的老先生是“有机知识分子”,而我们这代人完了,全是“无机知识分子”。还有一次是给一个民间基金会帮忙,选贫寒子弟去欧美留学。面试结束后,举杯小庆,我称基金会功德无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基金会朋友赶紧打断,居然也是这句话:啊呀,朱老师,我们只不过做成一件旧社会的事。
三联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因韬奋留下的传统,此后也一直与老知识分子打交道,确实保留了几分旧社会“习气”。这一感觉我与沈昌文一开始交往,就有。大约是1991年冬季,三联欲恢复韬奋老杂志《生活》周刊,约了好几批朋友去谈,我也是其中之一。记得是在三联老社址一个地下室,屋内陈设凌乱,好像还有锅碗瓢勺。老沈开场白也是如此,开头介绍杂志宗旨,还有几句正经话,后来就跑野马,闲谈无边,当时感觉不习惯。
八十年代末,有朋友在报纸上写杂文,题目就三个字:“读书吧”,可当时也就剩下一本三联版《读书》杂志可读可看了,读书人都很珍惜。但我也有一点“腹诽”:文人气较重,东拉西扯,缺乏力度?1997年汪晖接手这家杂志,来信说想组织一些严肃的学术讨论,我曾回有长信,表示支持,寄予厚望。后来他组织的“学术讨论”逐渐左转,我也逐渐不能同意,则是后话。但在当时,对《读书》这一点“腹诽”记忆深刻,是因为有一天终于能对老沈公开说了,并由此惹起那场“人文精神讨论”。
记得是1993年下半年(?),老沈带着《读书》编辑部两位女将来上海组稿。华东师大正开现当代文学思潮研讨会,老沈“蹭会”,就在这个会议内套一个小会,打电话要我去。晚饭后抵达会议室,满登登一屋人,烟雾缭绕,气氛热烈。轮到我发言,却是对老沈发难:《读书》杂志散文化,能否组织一些严肃的思想性文章,认真讨论一点问题?老沈闻言,不以为忤,笑嘻嘻一脚踢了回来:“好啊,只要你们能组织讨论,我一定留出版面恭候。” 发难者反过来被“将”一军,自此领教“旧社会习气”温柔敦厚,而又经验老到的一面。接下来就是“人文精神讨论”了,沪上四人第一次碰头,是在陈思和家里。每人各写一段,分隔穿插,弄成一个讨论的样子,发给老沈。我写的一段,是想以人文精神替换文人议论,强调知识分子的内省与独立,而不是批判“物欲横流”或“消费主义”。其中有敏感词句,老沈接稿,一字未删,全文发表,很爽快地兑现了诺言。这场讨论老沈发了好几期,跟进者众,越来越多的人拿老百姓“物欲”而不是拿“权欲”说事,结果还是文人议论,去批市场经济了,真像***所言:宋江招安后,终于打方腊。我退出讨论,回归沉默,但已经与老沈没有关系了。
《读书》来沪约稿,还有一件“旧社会的事”,我老婆记得。我们在华东师大开会,赵丽雅听说我当晚不回家,居然不在师大招待所开房间,而是骑上我的车,穿过大半个市区,赶到我那破屋借宿,说是就近去复旦组稿方便,其实是节省出差经费。第二天上午我从师大回来,与她开玩笑:“古有‘鹊巢鸠占’,今有‘鸠巢鹊占’,老沈再抠门,也不至于把你们逼成这样呵!”她淡然一笑,又出门去挤公交车,55路转21路,奔静安寺取昨晚的车。原来前一晚台风过境,风大雨猛,无法想象赵丽雅写得一手娟秀小楷,既丽且雅,怎么骑得动我那辆二十八英寸男式车,顶风冒雨,破旧而又沉重?骑到半途,果然蹬不动了,她遂把那辆老坦克锁在人行道上,换乘公交车。早上起床执意去取,还要骑回来,怎么劝也劝不住。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四年,时隔遥远,我老婆时不时“说古”,就像回忆旧社会,感叹不已。
更像旧社会的一幕,是崇文门外送行。1994年9月下旬,我结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一职,一人离京。老沈有心劝慰,身份不便,遂让吴彬、赵丽雅代为饯行。崇文门外马克西姆,偌大餐厅,仅一桌三人,空旷寥落。赵丽雅温婉,吴彬豁达,酒过多巡该散,忽见侍者端上一盘没有点过的菜,解释说:“这是一位老先生交待的,给你们再添一个菜。”诧异间,吴彬抚掌大笑,“哈,老沈还是来了,这是他的惯技!”抬头望去,前面三五桌远,真有一位上年纪绅士,着西装外套,背对我们默默用餐。三人走过去揭穿他的把戏,他却站起身来说宁波话,双手一摊,作愕然状:“哎呀,学勤兄,我是路过,路过呵,勿是存心格。碰着朋友吃饭,关照服务生送一只小菜过去,迭个是老早辰光阿拉上海老规矩,侬晓得格嘛!”
我已经是“无机知识分子”了,不晓得这个老规矩,但见一张旧社会的脸,笑意一荡漾,皱纹即加深,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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