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人们忙着迎接新千年。媒体连篇累牍地轰炸，一方面忙于总结过去百年的人事，一方面张开手臂给了未来一个个热情的拥抱。无孔不入的商家更是抓住了这个“千载良机”，他们早就把眼光盯在了人们的荷包上。那时我是刚走进大学校门的学生，商人们自然无法在我身上拔去一毛，不过图书馆阅报栏上《南方都市报》“一日看百年”的专题却有吸引我每天驻足浏览的魔力。我被这股潮流裹挟的另一件事是到时代广场前参加迎接元旦的倒计时，活动结束时坐不到车，最终步行回学校。不过，很快就有较真的人给这股热潮泼来冷水，说大家都表错情了，新千年的开始不在二〇〇〇年，而是二〇〇一年。然而，已经启动的车轮并没有刹下来，狂热的人们更愿意将错就错。借此机会狂欢一下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至于“千禧”这个和基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名词真正意义是什么，WHO CARE？
倏忽十年过去。为什么会在十年后突然心血来潮拉扯这些呢？原因是近日翻阅旧杂志，在《万象》第二卷第一期上看到了一组文章与此有关：黄洋的《Y2K 与一〇〇〇年》，晨枫的《无中生有的公元一〇〇〇年》。《万象》第二卷出在二〇〇〇年，第一期登载这样的文章也算应景。两篇文章都“回到历史”，去看看公元一〇〇〇年的时候人们是如何迎接这个特殊的年份的，读来有趣且可增长见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杂志上，有葛剑雄的《夏侯胜与汉武帝“庙乐”之争》。葛剑雄早有耳闻，他的老师谭其骧更是大名鼎鼎，师徒俩都研究历史地理，且成果斐然。葛剑雄是全国政协常委，前段时间他上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谈圆明园兽首，谈学术腐败，感觉他敢言敢讲，最重要的是不信口开河，确实难得。我心想，也许要到他这个地位才有这样的胆魄吧。回头一想，似乎也并非如此，既得利益者有意无意讲胡话在今日也不在少数，看看余秋雨大师。
另一篇苏童的《古典派、西洋派和上海派》写旧时三个女人的命运，苏童把他们归为古典派、西洋派和上海派。不得不再次叹服苏童那支精致绵密的笔，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总算为中文系的人争回了一点面子。黄昱宁《精读<包法利夫人>》也值得推荐，黄真正进入了文本，更重要的是也有好的文笔。之前在《书城》上看到过他的文章，但没细读，以后值得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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