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学者的良知与市侩的手段（作者 孙郁）

五四新文化的出现，其实是知识群落对政治文化的失望而引发出来的。表面看来，是语言问题，文学问题，实则隐含着一种焦虑，即政党政治不得畅达，民主也好，共和也好，伪饰的东西过多，统治中国的原来还是旧有的一套。难怪鲁迅兄弟感叹自己仍生活在明季，时光静静地流着，唯人心未变，于是由政治而想到学术，由学术而波及人心，几个同人在《新青年》上呐喊苦诉，遂引起了文化的风潮。连陈独秀、胡适自己都未料到，他们的劳作，启开了现代史的一扇大门。

但《新青年》的几个主力，谈文学与历史尚可，讲政党政治就不免书生意气，终究有些隔膜。如果以陈独秀、鲁迅为例看他们政治意识中的矛盾、无奈的选择，现代史上根本性的症结，也可见一二了。

对中国政坛风云，鲁迅一直不感兴趣。辛亥革命前后，他只是个思想的呼应者，但对血与火的前线，却无力献身。他自称没有掉头的勇气，当别人劝其加入暗杀队伍时，首先回答道：我死了，谁养我的母亲？鲁迅曾自嘲过自己，不过是乱世的苟活者。他不止一次地向世人谈及了这一点，言外也有内疚的痕迹吧？

有人在回忆录里曾谈到鲁迅加入过光复会，但周作人却否认了这一点。不论加入该会与否，有一个事实是，虽置身于激进潮流里，他注重的是思想与艺术上的事，而不是政治运动本身。至多不过是从艺术与思想中体现一种政治观，但却一直成不了政治家。他觉得当时的中国，清理思想旧迹比什么都重要，无论是专利还是共和，都与国民性的本源相关甚少，人本主义才是吸引他和周作人的首要东西。比之于陈独秀、胡适诸人，彼此是颇不相同的。

《新青年》创刊初始，引人的是学术思想问题，政治现象仅包括其中。陈独秀喜欢以文化谈政治，根柢还落在时事的评论上。这一切鲁迅不觉新鲜，不过是《民报》、《甲寅》的翻版而已，难说超过前辈。《新青年》同人思想的焦虑引入了学理上的问题，后来不得不纠葛到政治体制上，连胡适也从学界跳将出来，大谈“好政府主义”。看来“五四”那一代人，要真的“纯粹的精神静观”，比登蜀道还要难的。

陈独秀、胡适后来热衷政治，在鲁迅而言有点可笑，原因自然是他们乃一介书生，不过纸上谈兵而已。一九二五年，他在与徐旭生的信中写下了以下一段话，能看出彼时的心绪：

通俗的小日报，自然也紧要的；但此事看去似易，做起来却很难。我们只要将《第一小报》与《群强报》之类一比，即知道实与民意相去太远，要收获失败无疑。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而《第一小报》却向他们去讲常识，岂非悖谬。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暌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

鲁迅的话有一点值得注意，他排除了政治，也排除了启蒙，将视点落在知识群落上，即造就一支思想者的队伍。这支队伍大概不仅仅都在学院里，社会上的独异者，似乎更引起他的兴趣。然而其人数也是寥落的。对政治的腐败，在痛恨之余，是远离其身，以批判的姿态直面着它。在教育部任职时，往来的客人也只是许寿裳、陈师曾、钱稻孙一类书卷气很浓的人。偶尔在笔下出现官员，多见微词，印象很坏。比如袁世凯、章士钊等，都非什么可近之人，有时甚至恶语相讥。鲁迅曾说官腔与官气，乃陈腐的专制社会的遗绪，那是对的。所以他笔下的官，都有一点漫画的色彩。革命者与做官，并非可以画等号。但不幸的是，热衷于革命的人，后来大抵都坐到太师椅上去了。

《新青年》后来的分化，是与政治问题相关的。有人喜谈学术，有人要干预政治，那结果只能是各自东西，寻自己的去路。其实这个同人的危机，一开始就隐含其间的。陈独秀在一九一八年所作的那篇《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就说道：

本志（《新青年》）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都说错了。我以为谈政治的人当分为三种：一种是做官的，政治是他的职业；他所谈的多半是政治中琐碎行政问题，与我辈青年所谈的政治不同。一种是官场以外他种职业的人，凡是有参政权的国民，一切政治问题，本可以不去理会；至于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推哑呢？

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分扰，国亡灭种而后已！国人其速醒！

陈独秀后来所以走了与鲁迅不同的路，此文或可做一些交待。鲁迅对陈独秀的选择，既无誉辞，亦无贬义，只持一种沉默的态度。在鲁夫子眼里，《新青年》诸君，学者的良知是有的，但缺乏市侩的手段，从政者不谙黑白之道，对读书出身的人而言，也只能败下阵来。这一看法在几十年后被不幸而言中。

陈独秀虽然是共产党的元老，其思想影响过几代人，可他后来发现，身边的青年党员，和自己相近者殊少。先前的士大夫吃儒学之饭，现在入党亦有啖饭之道，名堂渐渐多了。蒋介石清党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共产党处于被动的地位。陈氏也陷入党内青年的包围之中。这个情形与鲁迅很像。一九二八年上海的左翼作家们，有的也是狂轰滥炸过鲁迅的。鲁迅在那一次围剿里，就意识到了意识形态里亦有杀人的武器。以观念杀人，是一些狂妄青年的发明，陈独秀对那些青年作家的无知就颇为愤慨，后来有文章专门谈及于此，亦可谓在为鲁迅鸣不平吧。青年总要胜于老年的，鲁迅与陈独秀都曾这么看。但经历了一九二七年的清党，鲁迅就感叹一种妄想破灭了，杀戮青年的，恰恰是青年自己。陈独秀对鲁迅的感想，大概是认同的，他后来受到党内青年的围攻，受伤之深远甚于鲁迅，忧愤与绝望非他人可以体味。五四新文化的受挫，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自政治文化的冲击。陈独秀没有料到，他点起的政治文化之火，首先烧伤的正是自己。

鲁迅与陈独秀都不会做官，后来逃逸掉了，成了自由人。但你看他们俩的对手王明等，就神态不同了，很有点官腔官调的。鲁迅晚年同周扬战，大约就看到了文化官僚气的陷阱。文化官僚，亦奴隶总管也。此风蔓延的结果，也只能是思想的凋零。后来的历史，不也证明了这些么？至于陈独秀与王明诸人的交锋，似乎也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人本意识与苏联教条主义的冲突。舶来的东西一旦被当成圣物崇拜，人便会委身于它，终将成为奴隶。可陈独秀偏偏不愿成为这样的奴隶，从思想界跨入政界，纯净的心灵便易被俗谛所扰，欲洁身自明，是要历大苦难的。

倘若对比一下王明与陈独秀的差别，当会解释清楚诸多现代史的问题。中国革命的悲喜剧，大概可一目了然。王明应当算是陈独秀的同乡。陈独秀搞新文化运动时，王明刚刚上小学，后来也多少受到过《新青年》遗风的影响。一九二五年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不久就染有行政官员气息，唯上，唯书，迷上了“权威”。查王明文章，行文的风格多台阁体，不仅对国情知之甚少，对马克思基本精神亦了解有限。王明也喜欢写诗，但都枯燥苍白，几无情致，是个无趣味的人物。与鲁迅、陈独秀不同的是，出发点不是文化上的焦虑，对旧文明与域外思想，没有基本的、常识性的判断。在莫斯科的几年，只学会了党同伐异，构陷异己，别无所长。一九二九年起，开始向陈独秀发难。他的第一篇批判陈独秀的文章是《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撒翁” 系陈独秀的笔名。陈独秀以为中央在处理中东路事件时，过多说教气，离开了本土思考问题。而王明则完全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夸夸其谈，不过一种先验意识的演绎。读他的文章，让人想起“文革”中的批判文字，说其是“文革体”的先驱也不为过的。王明一生留下的墨迹，只能算现代史里的垃圾，与陈独秀比，不足为论。陈氏判断问题，不失学人的机智、纯态，并未同化到政党政治的方阵里。即便是错误的文本里，还能嗅出一丝书生的情调。而我们看王明的《〈武装暴动〉的序言》、《最近政局与拥护苏联》、《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救中国人民的关键》等，都是本本主义的复制，不仅人格的力量丧失，思想的力度也无。王明那些人是把自我消失在八股中的，要为上司负责。陈独秀仍保持着怀疑的目光，要说自己想说的话。所谓要有学者的良心正是。但王明却偏偏要扑灭此点，以权贵替换自由。在那篇《论陈独秀》的短文中将陈氏视为革命的叛徒。五四新文化的主将在此遇到了灭顶之灾，要么坚持自我，要么依附过去。但他却选择了前者，听任于良心的召唤。陈独秀在厄运中，退到了鲁迅式的选择里。那时的国民党与共产党领导，乃至共产党内的托洛茨基派，都不喜欢他。不仅被开除出党，也被“托派”集团驱逐出去，变成了孤独之人。分析他的一生，我有时想，他的走向政治，搞党的建设，没有一点社会基础。身边的人要么是不谙俗谛的书生，要么系无聊政客，思路、境界与其相距甚远。这也让人想起瞿秋白，在与机会主义的周旋里，是殊难占据上风的。中国真的知识分子，论道容易举事难。陈独秀因《新青年》寻梦而誉满天下，又因梦的破灭饮恨千古。现代史最辉煌最惨烈的一幕，都落在他的身上。
　　
晚年的时候，他恢复到了早期的学人本色，沉浸在文字学的研究中。那时候身边没有什么政治人物，都是些书生意气的学究。台静农、魏建功与其过从甚密，所谈的大抵是文化史中的事。陈独秀突然发现，唯有这些文字工作，才有自己的寄托，身外的恩怨，沧海茫茫，都由它去吧。这时候他那么怀念《新青年》的同人，对鲁迅一生的选择有了深切的认同。他在悼念鲁迅的时候，肯定这位作家桀骜不驯的个性，是本乎心灵的纯粹之人。那文章写得深情远致，颇有余味。陈独秀因政治的失败而看出了鲁迅的意义。中国第一需要的恰是独立的知识阶级。倘若无此，政治变成了市侩者的同义词。鲁迅当年致力于知识群落的栽培，以思想艺术苦苦寻路，是有这方面的考虑的。陈独秀对此不能不说是佩服的。

天底下的政客是无是非的。即鲁迅所云的“做事的虚无党”。明明不信仰什么，却摆出真理的化身，只落下了世人的冷嘲。鲁迅在北京做了十余年的科员，深知官场之道。以硬碰硬不行，易伤于其身。唯一的法子是“壕堑战”、“钻网子”，即通于世故的计谋。不过这也只是权宜之计，终究与官场没有融和之地。有一年，也就是一九二五年吧，在致许广平的信中，他自认不是做官的料，对己身的言和行十分清楚：

希望我做一点什么事的人，也颇有几个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结果，终于不外乎用空论来发牢骚，印一通书籍杂志。

按鲁迅的理解，有了勇猛与牺牲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做领导工作了。这其实只是一个侧面。陈独秀早就具备这两点，但仍不能在政治风云中立下脚跟。分析起来，要么是政坛黑暗所致，要么是自身问题。陈独秀搞政治既无蒋介石的手辣，亦无王明投机本领，所以徒浪费了半生时光。他晚年重返精神的起点，以学术立本，倒向今人暗示了什么。空所依傍，独往独来，那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色。陈独秀的暮年气象，在今天被谈论的很少，其实知识阶层的许多话题，是折射其中的。

对恶的势力，以书生的办法为之，终究是软弱的。陈独秀的失败，乃在于不会政治手腕，不能以恶制恶。鲁迅深味于此，懂得其间的奥妙。所以主张“痛打落水狗”，与对手相抗时，亦当以学者的良心与“市侩”的手段并用。即对恶人用恶的办法，善人用善人的方式。不过那也是文坛上的招数，政治漩涡里怎样搏杀，也未见什么良策。瞿秋白、陈独秀于此均交了白卷，只能让后人为之扼腕。试想鲁迅这样的人，一旦进入政坛，其状当更为悲苦吧？在良知与手段之间，做得合于天理人心，是殊为不易的。学者们太善，则革命受挫，而用权过毒，人道则伤，二者是难以两全的。古人云:秀才造反，胜者甚殊，是的的确确的。

在东方诸国，文化的深层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问题。陈独秀、胡适等人是看到了此点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政党政治都被抽象成一种道德理念，成为超乎历史和时间的存在。美国学者悉尼·胡克曾在那本《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一书中感叹说：“政治的理论显著地是人们用伪装的定义来行事的一个领域。智慧和政治明朗性的起点是要求承认在凭约定和定义而成为‘真’的陈述和具有预测性质的、且其真理性不取决于我们随便的意志而取决于实际事态的陈述之间的区别。”东方诸国在那时要建立起一种“凭约定”而成为 “真”的游戏法则是困难的。三十年代初，美国学界就苏联的政治结构发生过争论。塞尔曼·阿诺德就和悉尼·胡克有过笔墨官司，对政党政治的问题各述其言。他们其实看到了苏联与东方诸国政治上的共同点，要么效忠一种哲学而不顾现实存在的条件，要么效忠于组织而漠视科学理性。这场争论在中国知识界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反响，直到上世纪下半叶，才有了相关文件的译本。对置身于文化风潮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都没有谁从理论的基点上对其进行透彻的分析。

“五四”那代人后来走进苦难的大泽，其原因很多。东西方学者对此的论述亦汗牛充栋。中国现代政治起源于民族主义的排满风潮，后又杂以军阀意识，权力观念大于信仰，信仰意识又高于科学理智。更为可悲的是，中国知识群落的科学意识，有许多基于实用主义需要，并无宇宙观的支撑。陈独秀、胡适、鲁迅都缺乏相应的知识结构，所以在对政治文化上都显得简单。唯有教训，而无果实。你看他们晚年的悲凉之状，当可深感诸人的苦楚。可惜后来战乱频仍，这一话题许久才被提及。然而在后现代的语境里，这些历史的旧账，也难引起世人兴奋了吧？